尚福林新股发行实行注册制没时间表

尚福林：新股发行实行注册制没时间表转载cyzone导语：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我接触股票市场最初的机会是，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到成都的红庙子市场去看了一次，对这些事情接触的还不是太多，只是感性上有这么一个认识。当时到那里去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我接触股票市场最初的机会是，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到成都的红庙子市场去看了一次，对这些事情接触的还不是太多，只是感性上有这么一个认识。当时到那里去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方式活力很大，另外也感觉到这种方式肯定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很规范的做法。

感知中国证券市场萌芽

记者：您是如何与金融工作结缘，并出任证监会主席的？

尚福林：我1973年就到银行工作了。我是从部队回来以后， 1973年到人民银行的北京分支处工作。干了几年以后，当了分支处的主任、支部书记。后来，恢复高考，考大学。那个时候考大学确实没有考虑过选什么专业，是不是选金融专业等，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可选的，只要考上能上就行，结果学了金融。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人民银行总行。从1982年起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直到2000年2月，我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岗位调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当行长。2002年底，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直到现在。

记者：当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很多人感到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当时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您感觉这个国家要发生变化了？是街上有小商小贩了？还是看了哪篇文章让您感觉这个国家要发生变化？

尚福林：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那个时候，学校里还是比较敏感的，认为三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但至于怎么发展，当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从学校的教材来看，开始慢慢变化。一开始学校还是完全按照计划经济体制教学；学金融、学经济，主要是学计划经济的相关内容。银行方面还是学怎样按照计划发放贷款。在学习后期，学习的内容开始改变，加入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进来。我那个时候对西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对市场经济开始有所了解。

记者：您第一次听到股份制、股票是什么时候？是在学校里还是毕业以后？

尚福林：这是在毕业以后。我接触股票市场最初的机会是，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到成都的红庙子市场去看了一次，对这些事情接触的还不是太多，只是感性上有这么一个认识。当时到那里去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方式活力很大，另外也感觉到这种方式肯定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很规范的做法。当时看到的就是人山人海，同时被告知不能照相，而且最好也少问，好像在搞什么地下活动似的。街边的小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股票，就在那里买卖。我首先的一个疑问就是，买股票的这些人拿的这些股票，有信用保险吗？这些股票到底是真是假没有人鉴定。当时，一个企业能发行股票或是债券，是因为这个企业是有信用的。有信用，老百姓才能买股票。当时就觉得股票市场要发展，要成熟起来，必须要走一条规范发展的道路。

记者：您个人呢？您个人职位上，生活上的改变呢？

尚福林：我个人是从农业银行行长调任证监会主席，实际上是很大的跨越。过去由于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资本市场是有一些了解的，但是了解得不深。我到证监会以后，看到有媒体发的一篇文章，叫做《尚福林为什么来坐火山口》，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惊讶。把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比做火山口！证监会主席的这个位置确实是不好坐的。因为证券市场本身是处在改革中比较前沿的地带，直接面向公众，证监会的所作所为都要接受市场公众的检验。证监会在其中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平衡市场各方的利益，就是说要公正。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重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

当时面临的这个市场，投资者信心不足，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到了证监会以后，确实有些地方是感觉比较陌生的，所以比较重视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提醒自己，要认真去研究市场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担任证监会主席，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现在看，这种挑战也还是非常巨大。因为面对的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建立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从早期市场制度的设计，到后来市场的推进和改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推进资本市场。这个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也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对于这一点我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力求从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吸收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经验，谨慎积极地解决市场存在的问题。

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作用已经发挥得很明显了。不仅仅是帮助企业筹资，而且对企业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都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值得纪念的就是资本市场本身。

资本市场本身值得纪念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资本市场走过20年，最值得纪念的是什么？

尚福林：我倒是觉得，中国资本市场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建立了资本市场。它运行的许多重要基础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值得纪念的，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市场。而且中国资本市场非常成功，从一开始的探索、建立，逐步改革开放，一直发展很快。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作用已经发挥得很明显了。不仅仅是帮助企业筹资，而且对企业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都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值得纪念的就是资本市场本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建立了资本市场，从各个方面去探索。到现在为止，应该讲它是健康发展，而且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绩。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值得纪念的成绩。

记者：回过头来看，您当年已经在红庙子市场看到了那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当时您有没有想过，将来您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个市场的某一个参与方或者管理者？

尚福林：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没有想过的。因为我在人民银行一直是从事计划资金工作，现在叫做货币政策。这方面做的时间最长。到证监会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想到的。

记者：您当了中国证监会主席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尚福林：到了中国证监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交易所去做调查研究。因为当时的市场情况是，2001年市场出现大幅下跌，市场信心明显不足，投资者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当时就有人提出来，市场还不如赌场；也有人提出来，说要推倒重来。我到证监会以后，首先是要充分了解情况，所以就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考察。在调查过程中，听取多方意见，对市场做了深入的分析，并做出判断。

当时的感觉，一个是市场信心不足。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市场意见比较大的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对于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怎么解决大家都没有底气，这影响了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

还有一个就是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不足，市场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有几百年积淀，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投资文化，同时也是久经波折，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监管制度。他们也在不断发展，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也在不断改革。中国资本市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的，一方面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制度，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殊的体制环境。这个挑战是比较大的。

再一个就是市场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文化层面，比如投资者的行为。投资者如果对自己的投资研究得很透彻，不去跟风，这样的市场行为就会较为理性，市场本身就形成了对参与各方的约束。

当时通过调查研究就意识到：首先，政策需要调整，需要保护散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使投资者有一定的分红收益，使资本市场有赚钱效应，至少使一部分投资者能赚钱。其次，要加强市场基础建设。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强调这点。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工作，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和其他国家资本市场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中国证券市场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不同：一是股权结构，我们以国有股为主，包括一些私营企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股份制改造，私营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家族企业，它们离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也有距离。第二就是投资者群体，我们是以散户为主的市场。当然，这几年机构投资者发展很快。第三就是诚信文化与股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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