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之子父亲是性情中人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全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几乎没有城府，不会八面迎合，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

我们小时候，父亲工作特别忙，所以极少过问我们的功课，也少有与我们平等对话交流思想的时间，但父亲仍然给我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岁月蹉跎，流年似水，这么多年过去，有些事情仍能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朝我发火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气势如虹，横扫千军如卷席，迅速解放了大西南。父亲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驻重庆，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来到重庆。

我们家和重庆市几位领导同住在市中心一幢庄园式建筑中，位置极佳。花园很大，还有大阳台，可俯视山城景色，高堂大屋还装有彩色玻璃。有一天，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看到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就玩起了投石子游戏，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楼下突然传来哭声。原来，墙外是条小街，石头把在楼下行走的一个小孩的头打破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来。大事不好，吓得我们几个赶快下楼找地方躲藏起来。

那天父亲正好在家，他接待了找上门来的群众，先赔礼道歉，又立即派人用车送被砸破头的孩子去医院。

送走了群众，父亲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不敢吭声，父亲破门而入，怒吼道：“你们敢拿石头打老百姓？这是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这还了得，不成了国民党了！”

父亲挥起的拳头被奶奶拦下。奶奶对父亲说：“小孩子不懂事，你别发那么大火。要打，让我来打他们吧！”

奶奶推走父亲，把门关上，在我们每人身上拍打几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这样不懂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我哭着说：“我们没想打人，只是扔石头玩呢，看谁扔得远。我们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扔了。”

晚上，奶奶说不要哭了，给了我一根甘蔗，叫我到楼下饭厅吃饭。我一下楼，正碰见父亲朝我走来。我见他横眉冷对的样子，以为要打我，谁知这次他没有挥拳，却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我吓得面如土色，转身就跑。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这次是真发火了。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这还了得，不成了国民党了！”

别看父亲发起火来很厉害，其实他是很疼爱我们的。在重庆时，我面色发黄，有人怀疑我有肺病。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去北京开会，你跟我去北京，检查检查身体。”

于是，我就有了第一次坐军用飞机的经历，也有了第一次泡浴缸澡的特殊感受。

到了北京，父亲去会议驻地开会，把我放在西单皮裤胡同的西南驻京办事处主任鲁自成的家中。他们一家人都对我极其热情，待若上宾。也是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在大浴缸泡澡的滋味。泡在浴缸的热浪中，我想了很多，想起农村根据地的艰苦生活，想到父母、兄弟妹妹和奶奶，我突然大哭起来。鲁家一家人以为哪里怠慢了小客人，一时不知所措，其实是处于这种无限温情中，使我想家了。

我和哥哥的高消费

1952年，党中央决定撤销五大中央局，当时有“五虎进京”之说（即五大中央局书记都调入北京中央工作）。1952年年底，父亲也被调入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当时部长是陈正人，副部长有3名，即万里、周荣鑫、宋裕和。

1953年1月4日，中央派了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来接父亲等人赴京上任。上午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机上坐了两家人，一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一家，包括冯秘书及工作人员；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员。两家人整整坐满一架飞机，那时，飞机一天还飞不到北京，要在武汉加油，停留一天。1月4日晚上到达武汉，我们两家下机后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

1月5日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北京刚下了一场雪，遍地雪白。雪后天晴，蓝天白云分外妖娆，北京实在太美了。我们从西南来，只见过重庆的大雾，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乍见白雪铺满大地，我们惊呆了，真想摸摸雪，看看是什么感觉。当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见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天空中白鸽飞来飞去，带着优美的哨声，如同进到仙境一般。

我们住进了东城和平宾馆，在电梯的眩晕中开始了北京的新生活。

到北京后，我和哥哥被送进北京育才小学读书。学校在先农坛内，出东门是先农坛体育场，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在体育场内布阵。1954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在高射炮兵阵地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万家第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星期六回到家里（我们平时住校），父亲和母亲看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也颇为兴奋。他们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

星期日一早，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东四人民市场买冰鞋。我兴高采烈地选中一双北冰洋牌冰鞋，价钱25元。父母将要付钱时，我看见哥哥在一旁站着低头不语，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手中的冰鞋——哥哥比我大1岁，在育才小学和我同级，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没有条件读书，被耽误了一年。看着哥哥尴尬不安的神情，我马上对父母说：“给哥哥也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

父母相视一笑，马上就说：“咱们给老大也买一双吧！”于是又给哥哥买了一双同样牌子的冰鞋，共花了50元。当我们背着冰鞋回到学校，在学校的冰场上奔驰时，是多么高兴和自豪啊！哥哥加倍努力，很快也戴上了红领巾。

当时没有感到父母为培养我们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以后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们才体会到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而不惜工本的苦心。

奶奶朝父亲发火

年少不更事，不知道50元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那时刚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父亲是部级干部，母亲是处级干部，他们每月工资也不太高，要养活全家8口人，还要补助生活更加困难的穷亲戚们。全家平时也是节衣缩食，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大的穿完小的穿，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是父亲和奶奶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才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时我们全家住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父母住北屋，有两间小卧室，一间客厅。

南屋有两间房，一间奶奶住，一间工作人员住。我们平时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击”住，有时在奶奶屋里挤，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

一个星期天，奶奶来到客厅，对着父亲大吵起来：

“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

原来，公家为父亲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了，就找父亲责问。

父亲说：“国家困难，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所以没叫他们给你那屋装。”

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

父亲无言以对，连声允诺，赶快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房间安上了仅有一层白布的窗帘。

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十分羞愧，真不该叫父母给我们买冰鞋，用这钱给奶奶买窗帘多好啊！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奶奶对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从此，我再也不要求父母为我们买东西了。

阻止姑姑提拔

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我大姑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受父亲影响，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大军进入大西南重镇重庆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

这是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团校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经战争考验的优秀青年，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组织中做领导工作。团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由于都是调干生，又是留学生，当时中苏关系很好，故生活待遇很高，每月发1200卢布生活费，相当于苏联的高干待遇。经过几年学习，大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那时父亲已调到北京建工部工作。大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父亲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在父亲的干预下，大姑离开团中央，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做工会工作，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姑从机关下来毫无怨言，默默工作，无私奉献，获得了工人的好评和党委的信任，先是当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沾了父亲这个“黑帮”哥哥的光，又执行了党交给的“四清”特别任务，大姑被江青点了名，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险些精神失常。但在工厂劳动扫厕所期间，工人私下安慰她、鼓励她，她坚强地挺了过来。父亲被解放后，大姑也恢复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大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找到父亲，对他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

父亲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局领导相当重视父亲的意见，认为父亲不同意就算了。父亲的一句话就中断了大姑的晋升。许多年后，组织上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大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哥哥下乡劳动10年

父亲平时几乎不管我们，很少检查过作业或过问我们学习之事，大概连我们读几年级都不知道。但他教育我们要多读书，还规定了一些古典文学书目让我们在暑期阅读。他认为孩子们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所以对我们的方针是：小事不抓，出事大训。

我的大哥伯翱从小聪明顽皮，生性好动，爱运动，在中学打乒乓球曾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大哥爱交朋友，小学时就成为孩子头，不少人愿意跟随他，围着他转，跟着他玩；也有不少小朋友到家里来找他玩，有时也在家里吃饭。奶奶经常说他：“你横拉骡子竖拉驴，满眼尽朋友。”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大哥有时会犯些儿童难免的错误。如果被父亲抓住，一定要召开家庭会议。主要教育大哥，全体孩子陪听。

大哥17岁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父亲坚决响应号召，决定让读了高中的大哥去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召开家庭会议，特别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认真改造思想，当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只有和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息；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还说，高尔基也没上过大学，最后当了文学家。极少题字的父亲最后还给大哥写了8个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大哥到河南西华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园艺工人，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一干就是10年。那时他每月工资26元。第一个春节，大哥想回京过年，父亲坚持让他在当地与群众一起过年。当时，农场的人都各自回家过年，食堂也不开伙了。风雪交加，没有一个亲人在跟前，真不知大哥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春节的。

后来听大哥说，春节期间他住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差点儿把他砸死。奶奶想孙子流泪不止。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看着大哥留下的空床，想着他独自的凄苦和无望的前景，我每次给大哥写信都泪流满面。然而，父亲还是让大哥坚持住。

大哥终于坚持下来了，在农村劳动整整10年，不怨不悔，无私奉献，还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典型人物，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由于表现出色，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被部队选中入伍，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又经数年，调入北京炮兵某部工作，这才回到离开20多年的北京。

大哥在河南待了20多年，大嫂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为解决大哥大嫂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有热心入帮助大嫂及孩子，通过组织联系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一切都已联系妥当，只差一纸调令。就在这时，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我们准备把您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解决一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

听到此话，父亲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误。”

父亲时任铁道部部长，说话权威。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大嫂进京的美梦。大嫂在郑州工作多年后，自己想办法调到深圳，读了大学，分配了工作，至今也没有进京。

我们家的非党群众

父亲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他曾对我说：“通过你们办事，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如果都成了，你家就成衙门了。”

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路光，在部队表现不错，邱会作出问题后，部队让邱路光复员。他从北京参军，根据政策，复员回京应不成问题，但因他父亲的问题，北京方面不敢接收。邱路光复员后无法上户口，无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没着落。邱路光找到我，说出他的困境，希望我父亲能解决他的问题，给一条生路，并写信给父亲让我转交。我斗胆冲破禁令向父亲反映了邱路光的情况，递上求救信。没想到，父亲看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解决，还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共产党不能搞株连。”有关部门接到父亲批示，很快就为邱路光办了户口手续并安排了工作。

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对我们要求更严，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父亲从不护犊，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严加惩处。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有一次，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广东某宾馆，他给了赵紫阳的儿子、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5000美元。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当时我还不认识赵紫阳和荣高棠的儿子，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

别人的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知道根本没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独我父亲，不找我核实，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并加上“如情况属实严办”等词句。

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由党委书记、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甚至把我的照片拿去让犯罪分子辨认，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他指认谁是万老二。

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也不解释，不了了之。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使我蒙冤。

三妹淑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淑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淑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淑鹏，淑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淑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始终没有入党。

淑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

（郝英子摘自2010年7月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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