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讨薪究竟有没有出路-【新闻】黄芦木

民工讨薪究竟有没有出路？

双节快到了，本是万家盼团圆的好日子，但对于外出打工需要讨回薪水的农民工兄弟来说，则无疑是道难过的关卡。说来也怪，一方面是国家和各地帮民工维权的措施频频出台，国家部门的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大检查的系列文件，各省市的整治方案更多，如《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要严肃查处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的决定》等等，而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因讨要工资被打致伤致残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如去年12月海口市发生的一包工头雇2卡车打手追打讨薪民工事件，今年1月潼关县太要镇27岁的杨增战因讨工钱两根手指被剁掉的事件，今年10月24日，北京朝阳区80多名手持铁棍的打手对讨钱民工的围追毒打，造成至少32人重伤住院，其中一人生命危的事件。一边是严查严惩的法规频频出台，一边是欺凌民工的事件却呈越来越疯狂血腥的增长态势，这两者间不相匹配的走势，让人不能不对民工今后的讨薪路深表忧虑。 那么民工的维权行为究竟还有没有出路？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我们有关部门发起的维权行动能否全年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年底岁末。年末，当然是帮农民工进行全年工钱结算的重要时期，但如果我们能通过定期的检查和督促而让农民工按时拿到该得到的工钱，岂不更好？不但能防止老板和包工头携带大量欠款随时逃脱，产生劳资纠纷，也能确保农民工及其家庭安心生活，这既是法律给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执法部门履职所追求的目标，若此，相信这7名农民工也不会为此而走投无路、服药自杀。 其次，是我们的社会应多一些关注和声援的行动。记得前一段时间，农民工因讨不到工钱，便以爬上高楼、塔吊“自杀”相胁，这本是民工兄弟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不想不但没得到社会的同情与声援，相反却让不少媒体冠之以“跳楼秀”的称谓而大书特书，某市公安局更是以爬塔吊讨要工钱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要对农民工实施15天以下的拘留或200元以下的罚款。如此的视角和心理，哪有一点对农民工的同情之心？不但不想办法为弱势的他们撑腰打气，还分明在他们艰难的前行路上砌上一堵高墙，这符合我们一致推崇的要对弱者进行保护和扶助的法律原则吗？ 再者，在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的行动上，要给出最有力的执法手段。因讨要工资，杨增战的两根手指被剁掉，北京朝阳区32名民工被打伤住院，而今，沈阳又发生了7名农民工集体服药自杀的悲剧，这所有的一切，固然与欠薪老板为饱私欲而泯灭了人性，对国家法规置若罔闻有关，则更与我们有关部门在执法上缺乏公正性和震慑力有关，如沈阳的这起自杀案，农民工曾到苏家屯劳动局要求解决工资问题，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每人先领100元的路费回家，等找到二包后再将工资还清。人们不明白，我们的执法手段在面对不法分子越来越风狂和血腥的与法抗衡上，怎么就变得如此的脆弱和温和？难道说除了敷衍民工外，就没有一点惩治不法行为的强制手段了？ 农民工工资被长期的无理拖欠如今越来越有扩大化和暴力化的倾向，它逼迫民工兄弟走向高楼和塔吊，甚至于“服药自杀”的绝境。如果说一定程度上我们认可了对农民工身份和地位的歧视，但绝不能忽视这种可能会泯灭农民工兄弟对社会和国家丧失希望的行为。切实为农民工讨薪找到合法公正的出路，将不仅有关我们国家的法制化建设，更关乎我们社会的安定和生活的温暖。在民工集体服药自杀事件的拷问下，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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