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三礼玉论五_[#第一枪]

桓圭规定长度九寸，用三色丝绳缠绕三道，由公执持。这在引文中说得非常明白。桓圭的器形仿佛宫室结构，上锋四棱，上尖下直，喻示为栋梁之才，可匡辅玉室，住天子而治天下。故执桓圭者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乃上公之臣也。信圭和躬圭用丝绳也是三彩三道，和桓圭相同。不过，在形制上还有些许差别。信圭之形如人直立，躬圭之形如人弓曲。这表示为人臣者在国君面前要自示卑下谦恭之意。

玉圭之事，既可通神，又为人用，既可通达天地四方，又可作为君臣显赫的标志，其作用可谓大矣。后世之人仿圭的形意制作碑石和神灵牌位，亦可谓相通了。在《周礼》所述的各种圭当中，凡用于人的圭，尚有珍圭、沈圭、琐圭、谷圭，这四种圭均为符节器。当天子派人执行某项使命时，便按照具体事项的需要择取一种，作为符节用来代表玉命，它是权力的象征。珍圭是国玉的瑞节，专用于代表天子实行安抚赈救之事。珍者，在古时有“镇”的意思，表示安镇四方。珍圭的形制，在《周礼》中没有特别的说明，但也绝不会脱离圭的基本形态。豌圭的形制要求磨掉棱角，呈浑圆状。形态平和，喻示化干戈为玉帛之意愿，常用以作为馈赠邦国及诸侯的礼品。琐圭则与之相反，不但不磨退棱角，还要把上部棱边磨成向内凹下去的曲线，形成很尖的锐角，显示锋芒毕露，表示兴兵开战、征伐诛讨之决心或决定。至于谷圭，则是在圭上雕谷纹以装饰。谷是粮食，是安天下之首要者，谷表达了善意。

在《周礼》所论述的礼用玉器当中，尚有另外两件没有用圭来命名，但仍系圭属，功用和六器之圭完全相同，这就是清和药。塔和统的形制和轮廓都离不开圭，是来源于石刀。增呈竖长方形，上部中间有一个洞。统呈横式刀片状，在上部边缘有一排小孔，孔洞的作用都是便于穿绳悬挂。《周礼•考工记•玉人》郑注讲得很清楚：“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为贵。”这说明调是一种接近方形的玉器，体积较小。根据礼以素为贵的原则，靖上一般不会雕琢繁杂的纹样装饰。据的作用表现在天子接见诸侯或玉公大臣的时候，天子用调和臣下的圭由上而下相碰一下，这个宫廷礼节称为“冒”，也就是以尊接卑的意思。药原是帝玉及朝臣腰间所配戴的玉石总称，这一类玉器包括大圭、逛、茶、统等。其形制均如石刀形，也均有小孔穿系，彼此间大同小异。大圭和选均为天子所配之玉，形如戒尺，两短边为直线。茶的形状是在诞的基础上，将右边的小直线改为弧线，表示有逊于天子。至于鼓，是把两边的直线都改为弧线，表示无所不逊，即品位比天子和执挺者都低下的意思。这正如《礼记•玉藻》所言：“天子措挺，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茶，前继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继后继，无所不让也。”由此可知古代礼仪是多么的严格和讲究。

③六瑞之璧

六瑞之璧为谷璧和蒲璧，是子爵和男爵的瑞信玉器，作用和四圭完全相同。谷璧和蒲璧的形制亦和六器中的苍璧相同，也没有尺寸规定。但既为瑞玉，自有其讲究之处：一是必须以谷纹和薄纹为饰；二是规定以二色丝绳缠绕两道为准。《周礼》郑注曰：谷所以养人，盖绿谷稼之形为饰。蒲以席所以安人，盖以蒲草之形为饰。一是粮食，人要吃饭；一是蒲席，人要睡觉。有饭吃有觉睡，百姓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选择以谷纹和蒲纹为装饰，用意可谓深矣。

（3）“三礼玉论”中玉之用途分类

我国古代玉器历史悠久，门类众多，造型千变万化，寓意丰富而又深速。古五分类本身就是一门课题，时至今曰也未能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有的学者按其用途分类，当有一定的道理。

①礼用玉器

所谓礼用玉器是指那些用来标志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权势和等级，以及用于政治礼仪活动的专用玉器。比如用于表示天子权力、职官等级、国事礼仪，以至宫廷婚聘渚种礼节的玉器在内。礼用玉器以六瑞之圭璧为主，包括大圭、碗圭、谈圭、珍圭、琅、缩、挺、茶、援、环、炔、盛以及璋、琥、琮等玉器。璋、琥、琮既能用于人，又能用于神。当用于人的时候，它是礼器；当用于神的时候，则成了祭器。

《周礼•考工记•玉人》曰：“阳琮七寸，璧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又曰：“阻球五寸，宗后以为权。”驱者组系也。权原意为秤锤，这里应作权柄解。这两句话可翻译为：七寸之琮，有半寸玉鼻，用丝绳穿系，作为天子的权柄。五寸之琮，用丝绳组系，作为玉后的权柄。

前文已经讲过，琮为宗后之瑞士，镇圭是天子的瑞玉。瑞玉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周礼》在这里指定为天子和玉后权柄的，却是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琮、圭等物和玉简是大不一样的了。玉制简册本身仅是一种地位与权力的文字凭证，就如同努印一样，不能作为礼用玉器。也就是说，它不能像琮圭等玉器一样直接拿在手中来显示权威和有关礼节。

礼用玉器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是，它具有鲜明的玉权特征，它为最高统治者天子和上层集团所专用。其形制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即便是同一类的玉器，譬如圭璧，如果不是六瑞中的圭璧，那么其器具的造型、纹饰以及所表达的意义是绝不能相同的。它表现了一种国家政权才能具有的不可抗拒性，为人臣者及子民百姓都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以专政的手段来进行镇压。这正如《周礼正义》所言：“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辟是法律和法度之意，谁若不遵从君主的法度，就发给执法的官员瑞节一枚，凭此就可把抗拒者抓起来。总之，瑞玉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二是，它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六瑞等礼用玉器所表示的君臣次序、上下等级，是纵的关系。即如四大命圭而言，是表达天命和任命的意思。镇去是天子拿的东西，自然表示了天命。桓圭、信圭、躬圭是天子颁发给朝廷命官的，当是任命之圭，这是用圭制的区别来表现尊卑的名分。上要管下，下要从上，不得慢越。各级官员执以行礼，用以合符。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用玉规定政治等级的做法，古代国家政权和政治统治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的。礼用玉器所反映的正是我国古代的等级制度。

③祭用玉器

所谓祭用玉器，是根据“三礼”的论述，专指那些用来祭祀天地四方、先祖列宗、曰月星辰、山岳河川以及其他各路神灵的玉器。祭用玉器以璧、琮、圭、璃、琥、碳六器为主体，还包括四宝有哪、裸圭、圭攒、圭璧等等。在有的著作中把六器归为礼器一类，从“礼”的角度来讲，这也不能算错。

《周礼》的应用范围非常广，礼人和礼神的都是礼器。本文将六器等物归为祭用玉器一类，是因为祭祀在《周礼》中数头等大事。把人用玉器和神用玉器分开，更方便于研究。用玉祭祀鬼神是商周时代最高祭祀等级，其他任何祭品都低于玉的档次。其实，祭祀的本质在于用人间的珍宝贿赂鬼神，祭神之礼和人际之间的往来之礼原本是相通的。上帝和鬼神是世上的人臆造出来的东西，按照人的思维推理，人所追求的玉宝，鬼神自然也需要。

世人所宝贵的财富，鬼神自然也需要它。贿人的东西完全可以用于贿赂鬼神。越是神圣的祭典，越是离不开玉器。另一方面，利用鬼神思想进行统治，是商周时代的重要统治术。祭祀鬼神已成了当时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鬼神思想笼罩了整个社会。统治者不惜残民事神，甚至用活人焚祭。及至西周，对鬼神的认识虽有所转变，统治者取敬天保民之策，但祭祀的典制及仪式仍然非常繁盛。在渚如财货珠宝、牛羊猪犬、战俘奴隶、美女婴童等等祭品当中，最尊贵的仍然要推玉器。

《周礼•典瑞》曰：“大祭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周礼•肆师之职》曰：“立大租用玉帛牲栓，立次租用牲币，立小租用牲。”古人祭祀鬼神的规矩规定得非常严格。这里讲的大祭祀、大旅以及大、次、小祖就有着非常明显的等级区别。先从祖谈起：大祖是专门祭把天地和宗庙的活动，按规定须用玉帛和牺牲。这里所说的玉，就是指六器了。次把是专门祭祀曰月星辰、社稷五岳等对象，仅用牺牲和币。币当中可包括玉币，但玉币的等级和六器是无法相比的。至于小祖，是专门祭祀司中、司命、风司、山川百物渚神仙，仅用牺牲即可。再以祭而论：大祭祀是一种综合性的大规璜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包括天地四方、先玉先完、曰月星辰、山川百神，是一揽子贿神活动。在这种规璜的祭典活动中，无疑是离不开六器和其他祭玉的。当然，除了大祖大祭而外，古人祭名目繁多。比如在祭祀形式和类别上，还有祭祀祖先、祈求丰年的啻祭；有仅祭祀族内祖先以报恩德的访祭；有以武舞的形式来祭祀祖先的代祭；有对历代祖宗进行联合大祭的衣祭；也有每年固定一次的祭祀活动叫岁祭；甚至还有祖先生曰的翌祭等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虽然并不全部用到《周礼》所严格规定的六器，也断少不了其他玉制品。比如玉币，也是一种祭品，古人有所谓“合六币，圭以马，掉以皮，璧以帛，琮以锦，摇以绣，璜以昭。”（《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这是将六器以外的圭、璋、璧、琮、琥、磷等器配合皮、马、帛、锦、绣、赋渚物使用，既可和好诸侯，又可祭把神灵。这是又一种“币”说。用六器来礼敬天地及东南西北六宗之神灵，其基本理论及出发点就是：世间万物没有天就不会发生，没有地就不能存在，没有春天就不能萌发，没有夏天就不能成长，没有秋天就不能收获，没有冬天就不能收藏。这一切都是天神在冥冥中安排的，在天神以下，其他所有神灵也同人间一样分官设职，各有所司。正如前文所说：天神即天皇大地，地神即昆仑土地，东方之神为苍精之帝大吴句芒，南方之神为赤精之帝炎帝祝融，西方之神为白精之帝少昊，北方之神为黑精之帝须预。古代传说每年冬至这一天，天皇大帝在北极，夏至这一天昆仑土地在昆仑。以此类推，取立春曰祭东方，立夏曰祭南方，立秋曰祭西方，立冬曰祭北方。鬼神之主既有六宗之说，世间苍生便有六祭之举，于是乎人们便创造了六种玉器，按照不同的寓意、不同的玉色、不同的造型分别对待，礼而恭之。圆形苍璧，深蓝色，专用于祭天；黄凉象阴，黄色，专用于礼地。这正合于古人天圆地方、天青地黄的观点。青圭上尖下方，其色葱绿，意为初春万物萌生，理当敬把东方之神。半圭为榜，喻示夏曰作物近熟，理当供奉南方之神。虎有猛威，喻深秋肃杀，理应以白城敬其神。半璧为根，喻冬令收藏，地上无物，唯天半见，故以黑色玉璜敬祖之。祭祀玉器在祭祀活动中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作为神灵象征供奉于庙堂或祭坛之上受人膜拜，另一种是作为祭品陈放在供桌或几案上让鬼神享用。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一些做法，常见的有“莲沉”和“用臭”。《周礼•大宗伯》云：“以涵沉祭山林川泽。”是指将玉璧或其他祭用玉器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此祭祀山神河神。至于“用臭”，则是一项更有趣的形式。

《礼记•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色奥，郁合理，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臭是一种气味，曾是稷黍酿成的酒，郁是将郁金香花瓣捣成水，将包酒和这种汁水混合在一起就成了郁合包。臭就是指这种混合酒水的气味，古时传说鬼神最喜欢这种气臭。

周代人崇尚气臭之风甚浓，祭祀山神地神之时必定要用这种酒水浇灌于地下。他们认为这种气臭可以扩散到渊泉渚阴，达到祭祀的目的。在用臭行灌普之礼的仪式当中，对器具的要求非常严格，决不是无论什么器皿都可以用来舀酒的。按“三礼”的规定，必须使用专门的玉器，这就是前文所介绍的圭渚和津劝。

古人灌理，为的是致气于阴间以求神灵，而要实现此目的，则必须用玉之气韵方能通达于神灵。没有玉，气臭恐怕也是不灵的。

总而言之，用玉祭祀的根本用意乃在于通鬼神、明心志、求吉祥、保平安。至于是不是有人通过祭祀的手段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那应是不言自明的。屈原在《天问》中就有这么一问：“缘鹌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架终以灭商广翻译成现代白话的意思是：夏玉朝用烹鸽和玉器祭祀天帝，理应得到天神辅佑，为什么延续到渠的时候却失去天佑而遭到灭亡？这一问正回答了祭玉的效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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